來電顯示:「採訪組洪主任。」
       我無奈地接起手機,電話裡立刻傳來一陣破口大罵。
       「肏你媽的,現在幾點了?『提要』都不用回報嗎?我他媽的說過幾點前一定要報『提要』?」
       我看了看時間,傍晚五點。
       「抱歉,主任,我今天發高燒,全身無力,下午去看醫生,所以忘了報『提要』,等等馬上回報給您。」我趕緊撒謊。
       「肏你媽的,發燒不會回報給我知道嗎?」洪主任怒吼:「稿子呢?」
       「抱歉,主任,下次我會改進。」我卑微地說:「我等一下回報完『提要』給您後,會在進公司前把稿子傳上去。」
        洪主任憤怒地咆哮:「你他媽的下午兩點前就該回報給我了,現在回報是在報個屁?」
       抱歉,主任,下次我會改進。我只能繼續卑微地說。
       「講過幾遍了?報『提要』是讓我決定這則新聞要不要用,你現在回報給我,我來得及決定這些新聞要不要用嗎?肏你媽的,現在要用什麼新聞是你決定?還是我決定?」
       抱歉,主任,下次我會改進。我只能繼續誠懇地卑微地說。
       「改進?」
       「砰」的一聲,我聽到洪主任在電話的另一端用力地搥了一下桌子。
       「你他媽的敷衍我啊?」他抓狂地對我大吼。
       接下來我只能難堪地沉默著,聽他罵我。
       最後,他大概是罵累了,於是啐道:「聽著,你『提要』也不用報了,等一下稿子傳進來就好了,人不用進來了,免得把感冒傳染給別人,我現在看到你就覺得討厭!」
       他不等我回話,就「卡」的一聲掛掉電話。
 
       我長嘆一聲,按下電腦的開機鈕。
       點開電子信箱,收到的都是派出所傳來的「好人好事」新聞稿,比方有民眾的鑰匙掉到水溝裡了,警察幫忙用鐵絲把鑰匙勾起來;或是有失智老人走失了,熱心的警員幫他聯絡上家屬,找到回家的路。
       官腔。
       「連件刑案都沒有嗎?」我自言自語地說。
       於是我點開《水果日報》的網頁,開始瀏覽今日發生的「即時新聞」。
       接著我再看了《羅蘭時報》的「即時新聞」。
       接著我再看了《神州時報》的「即時新聞」。
       接著我再看了《合縱報》的「即時新聞」。
       接著我再看了《中心社》的「即時新聞」。
       我負責的轄區內沒有什麼重大的新聞啊,連抓毒蟲或竊盜的都沒有,真是世界和平的一天。
       這時電話又響了,依舊是洪主任打來的。
       「稿子發了沒?」他劈頭就問。
       「報告主任,正在打。」
       「現在才開始打?你他媽的下午都鬼混到哪裡去了?」他怒氣沖沖地吼道,掛電話。
       我剛剛不是才跟你說我今天發高燒,全身無力,下午去看醫生嗎?我忿忿地想著。
       雖然這是謊言,我自知理虧。
       但我生氣的是,顯然就算「真的」我掛了病號,「提要」還是要準時地在下午兩點前回報,新聞稿子還是要在下午六點半進報社之前,先發到公司的電腦系統上——我還是不能休假。
       是的,自從進《東海岸日報》當社會線的採訪記者以來,我沒有休過假,連一天也沒有。
 
       自從考上博士班之後,我開始對未來茫然。
       好不容易從碩士班畢業,在先去當兵和考博士的決擇間,我選擇了後者。
      「我怕當完兵後再入學,就唸不下去了。」當時我的想法很單純。
       雖然父親和母親口頭上都說著「要唸不唸隨便你」,但從他們的眼神和言談間,我觀察得出來,像我們這樣平凡的工人家庭能出個博士,可以讓他們抬頭挺胸在親戚朋友間說嘴一陣子,這是一種養兒多年後,在「望子成龍」期盼下,所產生的虛榮心在作祟。
       因為目前家族裡眾人的工作都是工人、計程車司機、私人小企業的員工、或者失業中,大家都在底層社會掙扎,像蛆蟲掉進糞坑裡一樣蠕動,所以他們都覺得,如果有一條蛆蟲戴上了博士帽,就能得道升天,像超脫輪迴似的爬離這個漩渦似的糞坑。
       所以我最後決定北上入學,成為士林F大的博士生。
       可是雙親忽略了一件事,他們的兒子唸的是「中文系」,失業科系排行榜前三名——而且中文系的博士比起碩士與大學生,更容易失業。
       因為很多人唸完都三、四十歲了,想進學術圈當教授,在大學進入倒閉潮的現況下,很多人連想應徵個兼任講師,都要靠關係,靠人推薦,所以一堆人只好卑躬屈膝地去抱老教授的大腿,抱不到的,不屑去抱的,只好吃屎。
       兼任如此,更別提專任了,老教授不退,大學的文科教職缺永遠是僧多粥少;再加上倒閉的大學產生出許多待業中的教授,他們也想轉檯到不會倒閉的大學去混飯吃,比人脈、比學識、比社會地位、比發表的期刊論文、比出版的學術著作,新科博士是永遠搶不贏這些要老又不老的教授們。
 
       那不當教授了,去業界混飯吃吧!有些博士學長姊毅然地下決定。
       可是都三、四十歲了,出社會已經太晚了。
       在外面業界,如果三十五歲前還沒混到個主管位置,那恐怕就會一輩子待在底層了。三、四十歲才要出社會,晚了,真的晚了。
       更何況,中文系能找的工作極為狹窄,且極有可能上頭的主管也是中文系的,只是他們是你的大學部或碩士班的學弟妹,瞬間都會有種降級的感覺,於是很多人在外面業界都鬱鬱不得志。
       所以最後很多人都跑去考公職。
       可是我不想考公職。
       我茫然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二十六歲了,卻還沒有出過社會,別說沒有存款,連一年的工作年資都沒有,難道這個年紀還要只在學校當個助教,領那微薄的薪資直到畢業?
      「不是教授都會給助理薪水嗎?」父親不解,「隔壁那個王伯伯啊,他的小孩還只是唸碩士而已,教授就有給他薪水啊,一個月是兩萬還是三萬的樣子,難道你們學校沒有嗎?」
       啊,爸爸,可是很多教授都是雜碎,比外面業界的慣老闆還慣老闆,而我遇到的陳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過去,大專院校的工讀生、教學助理、研究助理、兼任助理,大多直接聘用學生擔任,尤其是碩班或博班的研究生。
       學校認為這是給機會讓這些學生教學相長,不是「僱傭關係」,所以並沒有給這些學生該有的勞健保保障。用春風化雨這塊面膜,遮住他們資方的嘴臉。
       可是很多學生在教授的壓榨下,超時工作、受傷、過勞死、精神狀況惡化、憂鬱症、被欠薪、被迫做假帳核銷經費、甚至還像奴僕一樣呼來喝去,這種狀況猶以研究生最嚴重,但大家求助無門,有怨恨也只能往肚裡吞,因為畢業論文過與不過,還捏在教授的手上。
       我有位學長,曾幫教授處理了單一專案裡的三件細項,一件八千元,依論件計費來看,他應該可以拿到兩萬四千元,可是最後教授只給他八千元,而他的所得稅卻必須報兩萬四千元。
       但他卻一句怨言都不敢吭,因為他的畢業論文還沒有過,論文一不過,這幾年投注在研究所的金錢和生命就付諸東流了。
       這種的狀況下,研究生們根本沒有任何保障。甚至連工作年資都沒有累積。
       憤怒的學生終於抗議了,繳學費來當奴隸?我對待我爸媽都沒那麼畢恭畢敬,為你做牛做馬,給個基本勞工該有的待遇,很難嗎?
       道貌岸然的教育部官員們,以及大專院校的師長們,和藹可親地看學生們,緩緩地表態了:
   
       教育部次長陳德華:學生變勞工幾乎是沒有贏家。(2015-08-15 13:51:32,《聯合晚報》,〈兼任助理納保 衝擊勞保年金〉,記者鄭語謙/台北報導)。
       政治大學校長周行一:「我期待有一天,如果同學們願意,即使沒有實質的金錢收入,但大家仍願意爭取主動為學校服務,因為財富真的不只是金錢而已。」(2015-07-29 14:53,《聯合晚報》,〈盼學生當志工 政大校長被酸「別拿錢」〉,記者鄭語謙/台北報導)。
       成功大學副校長黃正弘:學生在學校就是學習。(2015-08-15 13:51:32,《聯合晚報》,〈兼任助理納保 衝擊勞保年金〉,記者鄭語謙/台北報導)。
       師大主秘林安邦:教學助理事關學生和教師的師生互動關係,應該回歸師生間學習關係。學習型助理改變傳統師生關係,老師變得像老闆,學生也是輸家。(2015-08-15 13:51:32,《聯合晚報》,〈兼任助理納保 衝擊勞保年金〉,記者鄭語謙/台北報導)。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事長、中山大學校長楊弘敦:邀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等單位共同連署,將向行政院長毛治國陳情,連署信中提出3項訴求,盼勞動部尊重大學辦學自主,將學生兼任助理及工讀生排除在「勞基法」外;停止勞動部與教育部頒布的「兩部保障及處理原則」適用於校園,「如有爭議」採個案處理;若無法全數排除,盼勞動部給學校1年緩衝時間,讓校方能充分達成校內共識。(2015年09月22日14:15,《蘋果日報》,〈兼任助理納保爭議 大學校長摃上學生〉,記者許敏溶/台北報導)
 
       翻成白話文,這些教育界的菁英分子的意思就是:「學校不是職場,幫學生助理保勞健保,確立了『僱傭關係』,將會破壞原有的『師生關係』。」
       那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師生關係」?
       原來這些教育界的菁英分子不單只是縮在象牙塔裡,他們更喜歡把象牙塔蓋成金字塔,內部關係就像婆羅門教的種姓制度,絕對地階級分野。
       我讀國中時,有位教國文的陳姓女老師,每次罵完人後,總是要加上一句:「世上只有三種人不自由,就是軍人、學生和囚犯!」
       當時我就覺得這句話根本邏輯不通,軍人的不自由,是建立在他享有該有的待遇上,軍公教向來三位一體。可是學生和囚犯並沒有享受到這些待遇。
       原來在這些道貌岸然的師長們眼中,沒有犯罪的學生,等級仍只配和囚犯相提並論。
       這種觀念所衍生出來的「師生關係」,除了彼此之間視如寇讎,我找不到所謂的真善美。
       所以絕大多數的學生畢業後,恨老師的比例永遠高於懷念。
       因為這些教育界的菁英分子從來都沒把學生當人看。
 
       所以在被陳教授壓榨了半個學期後,在做了許多假帳之後,我在博一上學期結束的寒假時,毅然地辭去助教的工作,無論陳教授怎麼善言挽留,還是威言恐嚇,我還是在博一下學期決定投入職場,成為半社會人、半研究生。
       至少能累積到工作年資,還能先有一筆存款,這樣至少未來當完兵開始找工作,不會因為坐吃山空而惶恐。我想。
       可是我的學分還沒有修完,打開人力銀行,要找到能讓我一邊修課,又一邊當正職的工作,幾乎可以說是沒有。
       直到我看到《東海岸日報》在徵採訪記者。
       「上班時間彈性」。
       於是我投履歷進去應徵。雖然在此之前,我聽都沒聽過這份報紙。
 
       這是一家很小的地方報,人力精簡,董事長是採訪部洪主任的妻子,採訪部洪主任是董事長的先生。
       原本我以為它是一家剛新起的小平面媒體,但進去才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東海岸日報》成立的很早,戒嚴前它就存在了,雖然當時不叫《東海岸日報》,而是叫別的名字,但因為報導內容永遠偏向對執政者歌功頌德,所以執政者也從不找該家報社麻煩。
       後來這份報紙改了很多次名字,改名的原因我不清楚,也不在乎,我只知道,最後這份報紙就變成了現在的《東海岸日報》。
       面試的那一天,我在報社門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鼻子卻當場癢得打了個噴嚏,連空氣都老舊如報社的外觀。
   
       洪主任大馬金刀地坐在採訪組的經理椅上,睥睨地看著我。
       他長得虎背熊腰,壯得像半座大山,雖然年已過六十,但雙眼依舊炯炯有神。我一走進去,他的目光就像貓看老鼠似地在我身上來回掃射。
       我知道他正在評估我有幾兩重,如同我正在揣摩他正在想什麼一樣。
       「坐。」他指著旁邊的椅子,聲如洪鐘地命令我,宛若一位老將軍在命令部下。一想到這裡,我的直覺告訴我,他可能就是軍人出身。
       「為什麼想當記者?」他說。
        因為我還在唸博士,想找份能兼顧課業,又能累積工作年資的正職,剛好在人力銀行上看到貴報社「上班時間彈性」。我據實以告。我不想欺騙他,以免未來雙方鬧得不愉快。
       沒想到他笑了,「幸好你不是說什麼『我想透過新聞,改變這個世界』之類的蠢話。我見過一狗票說這種話的人,但最後都在這個世界沉淪。」
       他的笑聲有點豪邁,卻又有點賊賊的。
       「你對洪仲丘案的看法如何?」這是他的面試問題。
       我看著他的三角眼,以及他主任座位背後牆上掛著蔣介石與蔣經國的照片,心念數轉,回答:「洪仲丘是不小心被操死的,范佐憲等人並非故意要殺他。」
       「喔?」他的三角眼瞇了起來,「何以見得?」
       「曹金生開記者會時曾指出,范佐憲曾在士評會上說:『洪仲丘如受禁閉懲罰,就無法在退伍後報考公職!』當時大家都一面倒地嘲笑范佐憲是白癡,因為就算洪仲丘被關禁閉,退伍後,還是能考公職。」我裝出誠懇的態度,說:「可是換句話說,范佐憲這話也透露出,他其實並沒有想虐殺洪仲丘,他從頭到尾都只想靠關禁閉來讓洪仲丘的人生留下污點,只是沒想到洪仲丘就這樣死在裡面。」
       洪主任笑了,他摸著自己肥胖的肚腩,「沒錯,洪仲丘就是體能不好,太肥,所以才不小心被操死的,否則一樣被關禁閉操體能,怎麼就單單他一個死掉呢?肏他媽的,外面那些狗雜碎,把軍方講得這麼不堪,怎麼不說是洪仲丘自己有問題呢?」
       他接著說:「我告訴你,其實這世界是本來是沒事的,就是有一小撮人整天在那邊煽動,社會大眾又是盲目的,風向一帶後就天下大亂了。肏他媽的,真是一群狗雜碎。」
       我靜靜地聽著他說話,而他似乎也很滿意我這樣正襟危坐地坐在那裡聽他說話。
      「新進來的記者我們都先丟社會線。每天晚上六點半進公司發稿。」最後他說:「試用期薪水一萬八,過了一律三萬,能待的下去你就待吧。」
      「可是我有幾天的早上要去上課。」我說。
      「我不會管你早上去幹麼的。」洪主任說:「你就不要漏新聞就好了。」
       走出報社,我發現我停在路邊的機車被人撞翻,車身多處碎裂,龍頭扭曲地趴在柏油路面,如同洪仲丘死前全身抽搐地臥倒在地,手腳都在發抖,控訴無良的軍方正在編織出一套卑劣的謊言,以便在他死後掩蓋謀殺他的真相。
       結果還真的有人信了,剛剛有個垃圾就為了得到能兼顧課業的工作,而用這套謊言卑微地去迎合另一個活在自己世界裡的蠢蛋。
       反正這一切都完全沒有畫面,是一段只有垃圾和蠢蛋才知道的虛假記憶。
 
       我請母親用刷卡幫我買了一台筆電,同時因為手上這支已經使用了三年的手機,開始有點鈍鈍的,怕未來在工作時,它會突然罷工,決定趁機換掉。於是我上網拍瀏覽,剛好士林有個賣家在兜售一支前年出廠的高價位手機,標榜只用了一段時間,機子本身狀況良好,只是外殼有輕微損傷,故它的價錢壓得相當平實,手頭不甚寬裕的我一時心動,便下標了。
       賣家是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彪形大漢,壯得像個摔角手,不過長相和宮廟外面那些跳八家將的混混沒甚麼兩樣。他開著一台黑色馬自達休旅車,兩條手臂滿是刺青。在士林捷運站面交時,我問他:「機殼是哪裡有損傷?」
       他把手機翻到背面給我看,只見機殼最下方,刻著一個小小的「苦」字。
       賣家說:「我以前有一次酒醉後,胡亂刻的。現在我換手機了,這支就想脫手變現,瑕疵就只有這一處而已,本身功能都很正常,按鍵也都沒問題。你能接受就買吧,不能接受就算了。」
       其實只要用手機皮套裝著,這個「苦」字也看不到,再加上我現場使用了一下這支手機,功能確實也都正常,我想了想,覺得沒差。
       而且一看到那個「苦」字時,我心裡竟浮現出一種莫名的傷感,彷彿這個字正是我現在處境的具象化。
       所以我就付錢買了。
       賣家見我爽快地掏錢,似乎很高興,接過鈔票後,他用閩南語對我笑道:「少年仔,你不錯,夠阿莎力。這是一支好手機,買到算你賺到啦!」
       可是我卻覺得,他在說這些話時的口吻,與臉上的表情,好像有點賊賊的。
 
       原本我還慶幸著能順利找到一份能兼顧課業的正職,準備開始跑線,但當我到士林分局的偵查隊遞名片時,一位《合縱報》的茍姓記者正坐在旁邊發稿,他聽到我是《東海岸日報》,冷笑兩聲,說:「這家報紙還沒倒啊?」
       我愕然。
       士林分局偵查隊的皮隊長在一旁笑笑地看著我,說:「少年仔,『柯基』他沒有惡意,他也是這家報社出道的,只是他待沒幾個月就閃了,你很快就會知道原因了。」
    
       果然,我很快地就知道原因了。
       因為報社人力精簡,我一個人就要跑整個台北市的社會線,從法院、地檢署、調查局、各警察分局、各分隊、派出所、消防隊都得佈線,甚至連一些八大營業的場所,洪主任都逼我一定要有線眼。
       他說要佈線,就要天天去這些地方晃,晃到跟裡面的人熟了,就能漸漸得到一些消息了。
       但一個人一天時間也就這麼多,要一整天跑遍整個台北市,然後六點半準時進公司,根本是不可能的,第一個禮拜還好,也許是彼此都還在甜蜜期,但到了第二個禮拜,他的耐性似乎就用完了,在第二週的星期一,我六點四十分才進公司,洪主任當場就對我發飆:
       「肏你媽的,我說過六點半進來,現在幾點了?稿子呢?」
        主任,你不是說六點半進來再發嗎?我上禮拜也都是六點半進來才發的。
      「誰跟你說六點半才進來發?」他咆哮起來:「我是說六點半進公司前就給我發完!你他媽的耳朵長包皮嗎?」
       於是我匆匆打開筆電,開始打稿。
       打稿時,洪主任一直在他的椅子上怪叫著:
       「太慢了!太慢了!一則新聞十分鐘就要寫完,都快七點了,你一則都還發不過來,是在幹什麼吃的?」
       等我發完今天跑到的新聞稿後,他一用電腦開稿,又立刻對我又叫又罵:
       「肏你媽的,這些狗娘養的環保團體抗議有什麼好寫的?你寫這個幹麼?這種爛稿子我才不會用!台灣就是因為這些人整天抗議個沒完沒了,才會這麼亂!」
       隨後他點開另一則我寫的新聞,是關於檢方起訴一起性侵害案件的嫌犯,又開始拍桌大罵:「肏你媽的,你寫這什麼狗屁東西?陳嫌?為什麼沒有嫌犯的名字?我講過幾遍了?記者連人家的名字都不敢寫,算什麼狗屁記者?」
       主任,現在有《個資法》……
        「你他媽的放屁!我最討厭《個資法》這種屁東西了,沒有名字誰知道你在講哪個垃圾?」
       主任,他只是被起訴,也許最後是無罪啊……
       「你他媽的現在是在教我怎麼寫新聞嗎?」他惡狠狠地瞪著眼睛,張牙舞爪地對我厲聲大吼:「寫!」
       我只好被迫寫上嫌犯的名字。
       這時電視台的新聞跑馬燈跑出一條北投剛剛六點半發生民眾互毆的新聞。
       「肏你媽的,你說!為什麼你漏了這則新聞?」
       主任,我剛剛在趕回來報社的路上……
       「你北投分局沒有熟的人嗎?沒有人馬上跟你通風報信嗎?」
       主任,我才剛來第二週……
       「肏你媽的,都是理由,藉口!」他拍桌歇斯底里地怒吼:「都一個禮拜了,還沒辦法跟警察混熟,你搞什麼鬼?馬上給我打電話去問,立刻!馬上!」
       就在我回到位子上時,他兀自對我嘶聲道:「『主任』?『主任』是你可以叫的嗎?你他媽的不會說『報告主任』嗎?」
       等到我問完並將稿子發進報社的電腦系統後,洪主任又把我叫去痛斥:
       「你看看你寫這什麼狗屁?移送『地檢署』?是『檢察署』!」
       報告主任,可是四大報和電子媒體都是稱呼「地檢署」啊……
       「他們是他們!你要跟那些廢物媒體一樣嗎?」洪主任睜著他的三角眼對我怪叫:「你搞不懂嗎?『地方法院檢察署』!地方法院是地方法院,檢察署是檢察署,兩者是平起平坐的單位,你寫『地檢署』,好像檢察署是地方法院的轄下單位似的,動動你的腦子好嗎?」
       「改!」他像是失控似的在電腦螢幕前暴吼。
       我只好急忙改正,改正的同時,洪主任在旁邊仍然叫罵不休:「別再讓我看到你新聞稿裡有什麼『一名』、『一位』這種東西,都是贅字,寫這爛新聞稿我怎麼看?不是中文系的博士嗎?連這個都搞不懂?博士?我看是『勃起』啦!博士!」
       隨後他說:「每天下午兩點前,他媽的都給我報『提要』!」
   
       連過兩週,情況依舊沒有改善,每晚六點半,我都戰戰兢兢地趕進報社,然後被他狂吼亂罵。
       我覺得身心俱疲,明明是一家不用拼「即時新聞」的地方報,可是我卻覺得隨時我都處於備戰狀態,甚至感覺比四大報的記者還累,因為他們分工分區,只需要負責自己的轄區就好,我的轄區卻是整個台北市。
       原本想說這份工作能兼顧博士班的課業,但當台北市刑大經常在早上十點開記者會後,我的翹課次數直線上升。
       偶爾有同學問我是做什麼工作?怎麼這麼忙?
       我在《東海岸日報》當採訪記者。我說。
       「聽都沒聽過。」他們的表情非常的輕蔑,彷彿我的忙都是裝出來似的。我默然無語,因為在此之前,我自己都沒聽過這份報紙。
 
       我很想休假,當初面試時,我忘了問關於休假的問題,可是當我再次向洪主任提起時,他卻冷冷地說:「你的轄區裡沒事的話,你就可以休假了。」
       可是我的轄區是整個台北市,怎麼可能會沒發生事呢?所以我每天都得報「提要」,每天都得發稿子,每天都得從早上工作到晚上。
       後來我再次遇到柯基,於是向他詢問《東海岸日報》的事情,沒想到他卻啐道:「你聽不懂嗎?姓洪的意思是,你每天早上那段不用進報社的時間,就是你的休假了!」
       我瞠目結舌。柯基露出「開始有體會了吧」的表情。
 
       「你的論文大綱該提出來了吧?」有天,我的指導老師林教授問我。
       我搖頭,「老師,我一點頭緒都沒有。」
       「你平時到底在混什麼東西?」林教授生氣地把我轟出她的研究間。
 
       我變得很提不起精神,每天晚上八點多離開報社後,茫茫然地望著台北的街頭,不知所措。
       想辭職不幹,上線都還不到一個月呢!機車的修車費也是先跟爸媽借來的,筆電的分期付款都還沒繳清,也才剛花了一筆錢換了手機呢,該怎麼跟爸媽說我突然不想幹了呢?況且若是離職,我到哪裡再去找能早上讓我去修課的正職呢?
       我茫茫地在台北的街頭騎車亂晃,一個人在台北,連想找個朋友出來聊天都沒人,只好回租屋處,打開電腦,開始茫茫然地上網,逛臉書,逛PTT,想找人聊天,卻不知道誰現在有空能陪我聊,就這樣茫茫到午夜十二點,凌晨一點,兩點……
       我開始失眠。
       起床的時間越來越晚,台北市刑大的記者會?不去了。上課,不去了。因為我爬不起來。漏掉的新聞只好靠打電話去問警察,或是問同業,電話費日漸暴增,一想到下個月家裡收到帳單後,母親會怎樣打電話來責罵,我更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終於有一天,我在下午兩點從床上醒過來後,頓悟了一切。
       我點開《水果日報》的網頁,開始瀏覽今日發生的「即時新聞」。
       接著我再看了《羅蘭時報》的「即時新聞」。
       接著我再看了《神州時報》的「即時新聞」。
       接著我再看了《合縱報》的「即時新聞」。
       接著我再看了《中心社》的「即時新聞」。
       我彙整了今天最重要的五則社會新聞,向洪主任報了「提要」,然後我開始綜合各家新聞的說法,東抄西謄,換句話說,截長補短。
       不到一小時,這五則新聞稿就完成了,我把它們發上報社的電腦系統。
       要罵就給他罵吧,反正他哪天不罵人?我把心一橫,最壞的結果大不了就是被開除嘛。
       結果很神奇的是,我那天沒有被罵,反而獲得了褒揚。
       「稿子就是要這樣寫才對嘛!」洪主任興高采烈地說。他覺得他在嘉許我。
       可是我很失落,因為這是我從上線以來,唯一沒有去跑新聞的一天。
   
       從此我開始過著準時下午報完「提要」,然後抄各家新聞的生活。
       洪主任開始降低了罵我的頻率,他覺得我跑出來的進步了,真是孺子可教。
       但是我很空虛,這樣算什麼採訪記者?
       於是又有一天,我開始試著不這麼做,結局是當天我又被痛罵了。
       「肏你媽的,你今天的稿子是寫什麼狗屁?」洪主任對我戟指叫罵:「要是以前那種手寫稿的年代,我現在早就把稿子甩到你臉上了!你根本就不用心嘛,改!馬上給我改!」
       隔天,我只好再度抄新聞度日。
 
       我的失眠越來越嚴重了,日夜顛倒,起床時間越來越晚,從中午十二點,下午一點,兩點,一直到今天的下午四點半。
       稿子發完後,已經晚上六點半了。
       進去報社時,當然是遲到了,洪主任一見到我,就像見到殺父仇人一樣,對著我發飆狂罵,直到我八點半離開。
       我回到位於士林的租屋處,拿出泡麵,吃晚餐。
       吃完泡麵後,我想出門繞繞,突然想起,今天好像是發薪日。
       於是我拿了存摺簿,去銀行的自動補摺機刷簿子。
       一萬六千五百元。
       因為還扣掉了勞健保,以及公司內部的員工餐費用,可是在外面跑線的我,從來沒在公司裡吃過中餐,連晚餐都是下班後才去買的。
       我苦笑。看著存摺簿上的數字,我苦笑了很久,像個白癡。
 
       回到租屋處後,我頹然地縮在電腦椅裡,呆望著沒有開機的漆黑螢幕。
       螢幕如鏡,裡面的我沒有笑容,憔悴的像老了數十歲。很想哭,但哭不出來。
       開機後,我再度開始茫茫然地上網,逛臉書,逛PTT,直到午夜十二點。
       看個A片吧,我空虛地想。動手點進存放A片的資料夾。
       選誰好呢?櫻木凜、波多野結衣、白石茉莉奈、北条麻妃、上原亞衣……
       選什麼內容好呢?女教師、護士、人妻、空姐、癡女……
       選什麼題材好呢?SM、強姦、寢取……
       最後我選擇了一部將AV女優五花大綁地綁起來輪姦及性虐待的A片,就這樣看了一個小時,我脫下褲子,開始自瀆。
       但就在我上下快速摩擦擺弄時,電腦椅旁邊卻突然傳來一個聲音。
 
       我椅子一轉,只見她盤腿坐在電腦主機旁的地上,饒富興致地看著我,說:「哇!我這輩子還沒親眼看過男生打手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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